一意孤行
——高垲楷书《滕王阁序》册
■薛元明
如今提及高垲，书坛中人几乎无人知道。原因在于，其仅有《滕王阁序》真迹传世，硕果仅存，影响力有限。就是这样一件作品，风格还不为多数人所喜，与当时的主流相悖，笔致优雅秀媚，韵味甜美可爱，可以初步归为近熟俗一路。众所周知，清代后期以来，取法穷乡儿女造像墓志成为潮流，讲究变形和夸张，追求率真之趣味。这种变形之风在今日书坛尤甚，不难想象，高垲不为所知亦是情理之中的事。
高垲楷书《滕王阁序》册（选页）
面对高垲的作品，从赏析到反思，远大于其书法本身的意义。为什么取法起点高，最终却变“俗”？一说到“俗”，便极度敏感，因为“唯俗不可医”的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几乎就等于判了死缓。要想避俗，就要明白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关键在于人，“学书贵在法，而其妙在人”“人的因素第一”。高垲主要取法唐代书家，《清稗类钞》记：“垲工行、草，尤精小楷，树骨于率更、河南，取姿于吴兴。”从气息上来看，流利、华丽，源自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从笔画的精严来看，近欧阳询，从运笔来看，多见行书气息，无疑与褚遂良有很深的渊源。但是，将高垲的《滕王阁序》与初唐诸家逐一对比，几乎毫不相干。“取姿于吴兴”点破了一点，将赵孟頫书风进一步强化，整齐美观，细节上笔笔到位，却也因此缺少回味。说是“馆阁体”，却又看不到“乌、光、方”等特点，说明有自己的理念。欣赏这类作品，真是悲欣交集。
如今的拍场，偶能见到一些高垲的楷书作品，有明显碑学意味，主取李邕一路，笔致随意一些，可作为参考，真伪难辨。《滕王阁序》这件作品，过于“完美”，乃是专意用心之作。高垲奉行“笔不离纸”的原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以“胜、而、紫”三字为例，笔路清晰，蛛丝马迹尽显纸面，无一丝“败笔”，却恰恰丧失了整体上的趣味。若是换一个思路，是不是赏读时先入为主了？
言之“俗”并不是专门针对高垲，所谓的“俗”与书体也无关。写任何一种书体，都可能变俗，从“二王”到赵孟頫，从董其昌到王文治，从沈尹默到胡问遂再到任政，慢慢向电脑字靠近。换一个角度来说，近“俗”一类的作品，审美趣味有接近的成分。当某一种风格变得越来越固化，笔法上又追求一种极致，将“某一笔”或“某一招”过度运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本质在于，书法不完全只是技法，有很多种因素，就好比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呆久了，一定要出去走走，换换空间，转换思路。懂得变通，方可活用。这正是“其妙在人”的真谛。
高垲的书风甜美秀逸，是有一定渊源的，甚至可以说“书如其人”。高垲家境殷实，中举而弃官，执着于书法，带有强烈的“唯美主义色彩”，故其书风以“美”而著称。醉心于书翰，安贫乐道，无怨无悔，做一个布衣专职书家，就此精神、心志和状态而言，少了达官贵人的诸多优势。不过，按照时髦的说法，人活着就是一个过程，只要自己存在过、快乐过，就足够了。
高垲楷书《滕王阁序》册（选页）
作为布衣书家，高垲可以与邓石如、黄自元对比。邓石如虽是布衣终身，因为曾有过幕僚生涯，结交了一些赏识他的达官贵人，所以衣食无忧，最终能够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开拓创新之使命。邓石如对于时代潮流有敏锐而深刻的领悟与把握，相比之下，高更在意自己的小天地，自得其乐。黄自元则为光绪皇帝所欣赏，奉为“字圣”，从个人审美的定位来看，实用、美观，投桃报李，不会有强烈的个人意识，摆脱不了“货与帝王家”的认知，学欧而变俗，缺乏高垲这般个人意识。
从当时整个的碑学大潮来看，高垲的书风一定是会被边缘化的，他也注定要成为一个“边缘人”。然而，如果站在高垲本身的立场来看，独持己见，一意孤行，即便成为一个独行侠也在所不惜，坚守个人的审美宗旨，不为潮流所动，即便最终只有一件作品传世，却能以一敌百，在清代书法史中赢得一席之地。嘉庆年间，阮元抚浙，曾力邀高垲校金石文字，能进入“一代文宗”之法眼，殊为不易。阮元所著《定香亭笔谈》中论及高垲：“工书，楷法极似虞永兴《庙堂碑》，能诗。”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lczl/68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