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若东（原创作品，谢绝转载）
随着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力度的增大，入选的古诗文内容数量骤增，小学选取的内容以诗歌为主，文言文篇目较少。到了初高中，文言文开始大量出现，篇幅变长，难度加大。如果学生小学古诗文基础好，也对文言文感兴趣的话，学起来就相对轻松。如果硬着头皮还是学不进去，就很麻烦。因为古诗文阅读是语文试卷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中文言文阅读（排除默写），在中考总分分中约占10分，高考总分分中约占19分。如果说文言文阅读出了问题，就会成为制约语文成绩提高的瓶颈。
对于文言文望而生畏，裹足不前显然是不对的。我们也要看到，好多同学，尽管努力了，但是因为找不到门径，感觉非常苦恼。当然，这其中也有老师的问题，相当一部分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文言文时只是就字词论字词，就课文论课文，忽视文言背后本质性的东西，无非就是围绕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这些内容打转转，将课文条分缕析，一堆零碎，学生的感觉是索然无趣。尽管学到了一些知识点，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是死记硬背。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深入探讨文言之所以造成学习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进而提出由针对性的操作意见，破解这个难题。
一、理性认识文言文
文言文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新编教材中文言文增加篇目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文言文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众多文化经典都是用文言文写就的，要理解经典最好是去读原文，而原文就是用文言写就的。因此，特别是对于将文言文作为语文学科必考内容的学生而言，文言文不是要不要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好的问题。
文言文是古代汉语言文分离的产物，在古代尽管存在着各地方言的差异（其实现代汉语同样存在着方言的差异），但是只要动笔写字，写成文章，古人都会自觉用文言的行文规则约束。
文言是一种典雅古奥的古代书面语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脱胎于先秦诸子和史传散文。被后代文人不断模仿，形成一种稳固的表达方式，持续有几千年之久。从维护民族统一的立场出发来看，尤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制度以来，文言文成为维护华夏民族凝聚力有效粘合剂。
我们要认清文言文的本来面目，这种语言的特点是：简洁、典雅。无数古代的知识分子，研读它，使用它，并用它创造了辉煌而灿烂的文化。由于所处社会的文化环境不同，古人比我们使用文言表达的机会和场合要多很多。我们学习文言文之所以遇到障碍，就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言文（口头语和书面语）一致的表达方式，贸然面对一种言文不一的书面时语（遑论书面语，当时的口语我们更是无法知道，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啊），我们失去了这篇文章当时的语言背景，当我们用今天的言文一致的书面语去套用时，自然感觉到方枘圆凿，格格难入。
古人使用文言文的场合和机会太频繁，几乎无处不文言。但是我们现代人却很少使用文言文，我们从小已经习惯了言文一致的表达方式。古人在很长的的时间里，事实上也是存在着言文分离的现象。但是只要他们一动笔就有自觉的运用文言文写作。
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为何文言文会深入到古代读书人的骨髓中去？因为老师是这样教的，课本是这样写的。其实，最根本的，在古代官本位的社会中“学而优则仕”，科举考试的存在，就要求你必须写文言文那一套东西，考试要用，必须得用。用白话写作是要被嘲笑的，是不合乎规矩的，可以称之为不可思议。
我们学习文言文在强调文言文和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有区别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言文并不是一种新的语言，现代汉语和文言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言文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说白了文言文就是汉语历史文献，是用书面记录的古代历史。
根据一般的观点来说，文言文起初（先秦）时并不是言文分离的，比如《诗经》中的民歌，虽经加工，但毕竟来自于民间，又如《尚书》中有很多诰、训、誓之类的文体，多为帝王的话语，应是实录。再如《论语》是孔子的语录，也应该是孔子本人的口语。这种文言文传统一致被历代文人执着的保存下来，没有人提出异议。
直至清末，西风渐至，民主思想的传播使民智逐步开化，我手写我心的观念逐步在知识分子间流传开来，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慢慢为世人所接受。在这上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其中就有白话文运动这一项。通过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大力呼吁及亲自参与创作推动，过去被视为引车卖浆之流的鄙俗之语即白话堂而皇之的登上文学殿堂。这时的文言文甚至一度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代表，就如同汉字一样被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唾弃并改造。鲁迅就曾说过：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关于新文字》）
所谓矫枉过正，当事我们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急于学习西方列强，复兴祖国，向传统文化开刀在所难免，那作为传统士大夫文化载体的文言文自然会受到冲击。但是，随着国家进步、社会昌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一方面认识到感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大批判，进而对文言文的改造，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在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的今天，我们要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阅读古人的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我们却困惑了，迷茫了，因为这种语言的继承被割裂而造成的断层，一时难以弥合，我们读起古书来就会感觉力不从心，有劲使不上。如果光读别人的翻译作品，就可能会人云亦云，因为没有自己的切身体会，甚而受到误导。
二、古书难读
学过文言的同学都有切身体会，一种感觉是明明认得这个字，就是读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扶辇下除，触柱折辕。（《苏武传》这里“除”字作何解？除本义为：宫殿的台阶。下除：就是下宫殿的台阶。还是这个除在《陈情表》里有“除臣洗马”的句子，这里的除是授予官职。
还有一种就是字形过于生僻，不认得，更不用说明白意思了。比如《陈情表》中有“门衰祚薄”，句中“祚”比较生僻，意为福气。“迨诸父异爨”（《项脊轩志》），这句“迨”意为等到，“爨“意思是做饭，两个字都比较生僻。
再有一种情况是字本身认识，也知道意思，就是在表达的时候（也就是由词成句），一直感觉都不合适。
其实，文言文难懂也不是新话题，博学如大师王国维也坦承，《诗经》两到三成的篇章词义自己也搞不懂。早期的传统文献，都比较难懂，要不也不会历代都有学者对其加注解释，疏通章句，形成了中国语文的阐释学传统，也就有了训诂学这门学问。你看《尚书》中的文字佶屈聱牙，周诰殷盘，如果不看人的注释，恍如天书。古人用古语写书本无可厚非，由于年代久远，时空的隔膜使死去的语言很难复活，可以理解。除了历史久远造成的隔阂外，这也是刻意仿古造成的结果。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清代文学家张惠言《望江南花并序》序中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庭有小草，宵聂昼炕。后四字不知所云。原来这话出自《尔雅·释木》：守宫槐，叶昼聂宵炕。郭璞注：槐叶昼日聂合而夜炕布者，名为守宫槐。就是说这种槐树的叶子白天收拢，夜晚张开。邢昺作疏：聂，合也。炕，张也。这就明白了，聂：合拢。炕：张开。如果不熟悉尔雅，没有这番考证，意思是很难弄明白的。
鲁迅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体会，并给以辛辣的嘲讽。对这种刻意求古，制造理解困难的做法很是反感。举例说：像秦始皇焚书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历史典故，可有人就写作政俶燔典。啥意思，政就是嬴政，秦始皇。俶是开始。燔是焚烧。典是典籍，就是书。这种行文方式毫无新意，搞文字游戏，让人反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汉字数量有6万5千多之巨（据《汉语大字典》），其中生僻字、异体字非常多，好多已经成为历史词，现在不使用了。当然其中的一些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这体现在：一方面旧词可以新用，将新的意义赋予旧词，使旧词重新焕发生机。另一方面，可以让一些旧词的意义，重新被人们发掘，填补意义的空白。前一段央视举办汉字听写大会，就焐热了一批冰封的汉字。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了汉字超强的表达能力。这么多的汉字，穷其一生我们也不可能全部认完。
古代汉语文献从一开始时就有行文简略的特点，当然这也是由于汉字当时数量过少，书写不便，只记录大事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这可以从传世的甲骨文看出来，后世文言文继承了这一特色，始终保持了简洁含蓄的表达风格。这种风格为中国诗歌的过早成熟，以及形成蔚为壮观的诗歌国度具有决定性意义。说白了就是由汉字单音节特点，可自由组合，突破语法限制，在有限的时空中，给人以无限遐想，营造意境之美。
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方块字的自由组合，给了创作者极大发挥的空间。但也给阅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因为作者在创作时，总归是要表达一个特定的意思，他的这句话是依托于特定的某个环境的。换句话说，是有感而发。但是，随着时空的流转，作品到了后人手里，由于创作时特定的那一语境已不复存在，很可能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现代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就指出，在阅读古代文章时，对于书中的词句的解释列出几种观点，认为也说得通的观点是很荒唐的，作者在当初表达的不可能是同时是几种意思，既是这，又是那！所以，面对阐释古代文献时的争议，最好不要说亦通，可以罗列出来让读者去判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习文言文经常面对的问题，就是一词多义，一个字有很多词义。这些词义关系错综复杂复，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增减，掌握这些生疏多变的词义，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没有一定的文言篇幅作为积淀，阅读古代文献时就会感到寸步难行。换句话说，词义掌握的广度和准确读，直接决定着我们对文献的解读是否顺畅，是否准确。
文言难懂，还有两个隐藏性的因素。一是文言原本是无标点的，也就是白文。我们在文言文中看到的现代标点是后人整理理添加的。现代标点符号的起源也不过五百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则发轫于20世纪初，也不过是二百年左右，由新文化运动而通行于全国。
古代对文章断句加标点是一门学问，是阅读必备的基本功，如果不能正确对文章断句，是无法理解其内容的。这种标点在古代称为句读，形式非常简单。就有一个小顿号“、”代表句中的停顿。一个圈句号“。”，代表句尾的停顿。《三字经》中说：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唐代韩愈在《师说》中也提到：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在更早的文献《礼记·学记》中就有“一年视离经辨志”的说法，“离经辨志”就是离析（断句），明白作者的意思。
对于中学生阅读的文言文而言，尤其是课文，都是经过编校者加了标点的，不存在加标点断句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高考文言文阅读中有文言断句题目，但这种题目是只给一篇文言文中的某个句子断句，其他内容是已经加过了标点的。另外，是以选择题的形式，停顿处以斜杠出现，并没有具体标点符号的区分。所以，整个难度并不大。标点符号本来是发行商为了便利读者，扩大书籍的售卖量产生的。古代齐全的标点符号很少出现，究其原因，可能是是书写的介质如：竹木、丝帛制品难以制作或价格昂贵，标点符号的出现占用了书写时有限的位置，也会破快汉字方块字组合的布局，所以就不用标点符号了。
还有就是通假字的问题。经常看到对文言文的注释标注中对同通二字不分，一律用通，当成通假字处理，这是不恰当的。比如：蚤可以通早，但是说反通返，禽通擒，景通影这些通假就不适合，事实上他们应该是一对古今字。简单的说，通假字是共时的关系，古今字是历时的关系，二者是有明显区别。但说实在话要区分开他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处于简化的目的将两者混为一谈不恰当。
在年高考翻译题中，第一道题目中出现了一个锡字，其实它是个通假字，应该通赐。探究通假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秦亡后为接续这个文化传统，就把秦时的那些如今已经年老知识分子重新请过来，把经书的内容口授给当时的儒生。在这个转述的过程中，也就是由口语到书面到书面的过程中，因为方言、口齿不清等原因可能会造成误记，是通假字出现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平时去超市商店，会看到鸡旦、蒜苔这种写法。我们都知道，其实正确的写法是：鸡蛋、蒜薹。为什么这样写，就是为了图省事，并不影响大家的理解。其实这旦与苔也就是通假字。
再有一种原因是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所说：仓卒无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而已。说白了就相当于写作文时突然忘了某个字的写法，就临时找个同音字替代，再不济还有用拼音的就是这个意思。
通假字的出现，有时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曲解。有时却是有意为之。通假字，或者说写了别字，对于使用者而言只要他自己明白就行。的确一部分通行的通假写法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并不理解别人的理解。但是如果通假字过于偏僻就不好理解了，就造成了阅读障碍。比如说在《庄子·至乐》中“柳生于肘”。柳树怎么会生长在手肘上呢？其实，柳通瘤，这是个比较冷僻的通假用法。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历代文人出于仿古的目的，刻意使用通假字，也是文言文中通假字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
自汉代经师注经以来，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破除古文中的通假字，还古书以本来的面目。到了清儒，古文字学之学蔚为大观。这些大儒运用以通假破读古音的方法取得巨大成就，文献中的通假字几乎被搜罗殆尽了。
课文中的通假字在一般会在注释中提出，对与中学生而言，更多的是需要一些识记汇总的功夫。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如果一旦某字的各种义项放在句中无法讲通时，就要考虑这个字是不是通假字了。
以上几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其结果就是文言文难读难懂。面对这种窘境我们也不必因畏惧而裹足不前，这样我们如同进了宝山却空手而回，轻易放弃就太可惜了。我们必须看到文言文再难，她毕竟是汉语，确且的说是古代汉语，他与现代汉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言文并不是一门新的我们从未接触过的语言，我们不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避而不见。另外，客观的说，对于中学生而言，在初高中学习的都是较为浅易的文言文，真正难懂的古文是留给专家学者的，或者说是留给历史的。
三、文言词汇问题
读不懂文言的原因有很多，上一节有具体的分析。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词汇问题，我们准备放到这一章来详细的剖析说明。
在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的变化是最大的。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文言文中的相当数量的词语与现代汉语的字形并无二致，但意思却并不一样。这种差别，有些是细微的，有些是巨大的，这正是古今词义的或大或小的差异阻碍了我们去理解文言文句子。当我们仍旧以其现在的常用义去理解时，结果往往是错误的。比如：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滕王阁序》）这里的穷，并不是贫穷，更多是志向不得实现的窘迫。
年高考全国1卷诗歌鉴赏题选取的是李贺的《野歌》，其中有一句：男儿屈穷心不穷。选择题的B项是：诗人虽不得不接受生活贫穷的命运，但意志并未消沉，气概仍然豪迈。此项是错误的，原因就是要搞清楚古代贫和穷这两个词语的区别。
在这里还想举出一个例子：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千金。（《荆轲刺秦王》）句中“购”并非购买意，而是重金悬赏。
课本中文言文篇目下，密密麻麻的课下注释就是为了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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