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之前，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旅行只能慢慢走，想快也快不了。慢自有慢的妙处，一路上可以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尝遍各处美食，看遍各地美景。
路上会遇到各色人等，发生各种奇遇，然后生出许多感慨，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就是在路上写的。如果王勃当年是坐飞机或高铁去看望父亲，就不会路过南昌。不路过南昌，就不会登上滕王阁，那篇《滕王阁序》自然也就没有了。
古人的旅行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优哉游哉。假如我们能带一部DV穿越回古代，随便跟拍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说不定就能拍出一部票房过亿的公路电影。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有特定历史条件的，现如今搭上飞机行万里路，除了航班延误，基本无事可讲。
慢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太浪费时间。古时交通不便，出趟远门是人生大事，一个来回短则数月，长则几年也不足为奇，半路病倒，一去不复返的也大有人在。最近读张宏杰的《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猛然发现一个比时间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路费。古代的风景名胜虽然不收门票，可是路上的吃穿住行，样样都是要花银子的—钱从哪里来？
曾国藩在带兵打仗、治国理政之余，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写家书和日记，从国家大事到柴米油盐均详细记录在册，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通过研究这些收支账目，真实还原了曾国藩的生活细节—哪些是正当收入，哪些是灰色收入；生活水平如何，吃什么样的饭，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书中提到曾国藩几次进京和回乡探亲，总在为路费发愁，原来古人的出行成本高得超乎想象。高到什么程度？出趟远门，能让地主变贫农。
道光十八年（年），曾国藩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年底，他请假回到湖南老家待了一年。清代后期，朝廷规定庶吉士学习时间为一年，而且不必住馆，可以留京或回乡自学，只需参加第二年的散馆考试即可。曾国藩此时急着回家，除了衣锦还乡、光耀门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筹措再次进京的路费以及以后在京的生活费。
曾国藩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小地主，属于“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的那种，但是也架不住家里有个人在湖南和北京之间来回跑。湖南离北京路途遥远，曾国藩前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光是这两个来回的盘缠，就给这个小地主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当他第三次参加会试时，家里已凑不齐路费，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
从道光十九年正月开始，曾国藩以新科翰林的身份出门拜客，遍访湖南官场和士绅阶层，到处打秋风，收到各种馈赠和贺仪折合白银约两，路费问题终于解决了。那时候，从长沙到北京要走多久，要花多少钱呢？下面这段行程记录非常详细：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曾国藩从家中启程赴京，准备参加散馆考试。十一月二十六日，从长沙上船，平均每天行进六十里，途中阻风停泊四天，十二月二十一日抵达汉口。由汉口改为陆行，先是坐人力推车走了十四天，然后换乘篷车走了三十八天，每日行进五十到八十里，途中因拜访地方官停了六天，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从长沙到北京，全程两千余里，费时六十三天，共用银一百多两。
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才花了多两银子，好像不多。但曾国藩刚入京做官时，一年的合法收入大约是两银子。也就是说，从长沙去一趟北京的路费，是他将近一年的工资！
曾国藩在京期间官运亨通，十年七迁，从一个普通公务员成长为国家高级干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困扰他多年的路费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道光二十八年，他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曾国藩是孝子，思念家中老母，想回湖南老家探亲，却苦于没有路费，无法成行。
直到咸丰二年，曾国藩得到一个美差：咸丰皇帝任命他为江西乡试主考官。能担任地方乡试主考官是莫大的荣誉，而且有巨大的实惠，朝廷会给两银子的出差补助，各级地方官员要送各种名目的程仪和礼金，加起来少说也有数千两。办完这趟差，就不愁回家探亲的路费了。曾国藩兴高采烈，一路南下。
不料七月二十五日，当他走到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忽然接到老家送来的，母亲江氏已于六月十二日去世。主考官是当不成了，他立刻回家奔丧，取道江西回湖南，路过江西省城时收到两银子的奠金。这笔钱还完欠债所剩无几，只能解燃眉之急。
然而，远在北京的家眷回湖南奔丧的路费还没有着落。曾国藩只好写信给儿子，让儿子在北京开吊，收取奠金补充路费。他在信中写道：“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然后又再三叮嘱：“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内心的矛盾和无奈跃然纸上，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像曾国藩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要为路费发愁，劳苦大众就可想而知了。由于出行成本太高，古人的旅行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浪漫美好。没钱寸步难行，还谈什么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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